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51篇。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高关税措施终于落地，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当如何应对？

  欧盟委员会于2024年10月29日，发布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后采取的最终措施，即对华电动车征收额外进口高关税。这一举措将对中国电动车出口造成冲击，并可能深刻影响中欧经贸关系未来发展。总体而言，这一举措反映出欧盟正从地理政治学竞争角度处理对华经贸竞争关系。对我国而言，面对欧盟地理政治学竞争攻势，需以非地理政治学竞争方式来化解，尽力使中欧经贸关系和整体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自始至终，欧盟似乎是从技术和法律层面来处理中欧电动车关税争端一事，貌似是在世贸组织等多边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正常”操作。但实际上，欧盟解决方法已超越市场和多边规则范围，成为欧盟对华开展地理政治学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

  第一，欧盟措施出于不恰当的内部市场保护，并具有打压中国电动车发展的客观效果。

  考虑到目前中美博弈和欧盟强调地理政治学转型的背景，欧委会此次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及最终征收高关税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恢复欧盟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

  首先，欧盟启动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程序没有基于欧洲汽车行业诉求，这一诉求涉嫌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显然，在行业不提出申诉前提下欧委会主动发起调查并非完全基于行业需求，而是出于其他目的，这中间还包括维护欧盟汽车（尤其是燃油车）行业垄断优势的目的。

  众所周知，欧洲汽车行业在全球具有极高的产业和产品的优点，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在欧洲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并非如落后国家工业化早期需要得到保护的孱弱制造业产品。对一个整体上具有着强烈优势地位的产业进行“保护”，是欧盟利用国际多边机构允许的保护主义规则以确保自身行业垄断优势的行为。由于这一关税具有维护汽车行业在欧洲垄断地位的嫌疑，这会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电动车行业造成冲击，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使那些将欧洲市场视作重要发展机遇的中国电动车行业处于突然的被动状态。

  然而欧盟试图维护欧洲汽车行业垄断地位的举措相当短视。事实上，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等欧盟本土汽车巨头并不主张欧盟提议的对华电车高关税措施，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会使这些车企的竞争压力减少，从而损害这一些企业的创新动力，也可能因中国反制而丧失重要的中国市场，并使自身在华产品的对欧出口受一定的影响。因此欧盟不从长期或完全产业角度采取对华措施，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华地理政治学对抗意涵。

  第二，欧盟采取的措施正让中欧经贸整体关系陷入某种非良性发展轨迹，而不仅仅冲击双方汽车行业，这具有政治后果。

  尽管中欧经贸关系依然较为紧密，但欧盟正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并围绕内部统一市场推出了诸多针对外部的政策法规，如碳边境调节税、投资审查机制和供应链法案等，这些措施对中欧经贸交流会产生消极影响。在对华“去风险”政策背景下，欧盟对华电动车高关税措施成为降低中欧经贸交流的新举措，构成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与削弱相互联系的新的一环。经贸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欧盟促进对华经贸联系的弱化与冲突加剧，将削弱经济因素在稳定中欧整体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压舱石”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其后果就是中欧间政治冲突和整体关系的不稳定性会凸显出来。因此，高关税措施有几率会成为诱发中欧整体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受到美国重要影响，关注马上就要来临的美国大选结果将对理解中欧关系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然而，考虑到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同政治理念与执政风格，选举结果将某些特定的程度塑造不同的欧盟对华经贸政策。

  第一，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当选情况下，欧美关系将具有持续性和相对可预见性，故欧美在协调对华经贸立场上的意愿和相比来说较高的机制化程度也能继续保持。欧美也可能在“印太”区域采取更多共同行动。同时，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欧美会继续加强与第三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俄乌冲突方面会继续共同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然而，若美国政府继续秉持“民主-威权”理念来划分世界不同“阵营”，欧洲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要求其更明确“站队”，共同“应对”中国。而欧洲并不想为了完全附和美国诉求，对中国施加更多政治乃至安全压力，并因此破坏应有的中欧经贸合作。因此美国政府日益增多的压力会使欧洲象征性参与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政治与安全行动，但不会变成欧洲对中国的实质性挑衅。

  第二，如果共和党执政，鉴于特朗普在前一任期的表现，欧美关系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会更为复杂。

  特朗普政府大概会弱化与欧洲进行协调以应对中国的频率和程度。特朗普在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惯于采用单边主义，缺乏与盟友进行协调的意愿。即使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依然运作，也可能不会像拜登政府时期那样发挥多大作用。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会强化要求欧盟安全自治及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诉求，因此欧洲将其安全力量投射到亚太地区的意愿和能力将受到阻遏，尤其在俄乌冲突尚未结束背景下更是如此，这将有利于确保中欧经贸交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安全基础。

  然而，尽管共和党政府可能不太会要求欧盟采取联合行动来应对中国，但欧盟会期待或鼓励共和党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对华政策，这将有利于它在中欧关系的天平中获得更多权重，减轻它可能对华采取更严厉经济措施所引发的来自中国的反制压力。

  第三，无论哪，后拜登时代的欧盟对华政策需要欧盟有更多的自主判断。

  未来欧美关系不会一帆风顺，从根本上看，美国对外包括对盟友显得越来越自私，这与以前美国作为慷慨提供公共产品的“仁慈霸权”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正日益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而非与盟友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不太顾及欧洲利益，甚至在经贸竞争领域正损害欧洲市场利益（比如制定“芯片法案”等）。欧美这种竞争性和矛盾会促使欧盟经贸领域政策寻求更多独立性，并促使其加强与中国市场联系，以弥补从美国市场失去的损失，同时也可能促使其寻求世贸组织权威的重塑，以寻求与中国经贸摩擦的多边主义解决方案。

  从短期来看，中国政府应对欧盟高关税措施的方式，包括继续双边磋商与某些特定的程度多领域的反制措施并举。

  值得强调的是，今后的双边磋商领域应扩展到关于竞争规则的共识塑造，而不应仅仅聚焦于电动车对欧出口或投资的狭小范围。只有在竞争规则上达成共识，日益增多的竞争问题就能通过机制化和规范化的双边解决方法加以解决。

  而反制措施的实施需要适度和精确。没有反制会鼓励欧盟在中欧经贸竞争领域对我国采取更多不利措施，过于激烈的反制可能会落入欧盟“去风险”政策的陷阱，从而使中欧经贸交流变得更艰难。因此适度的反制是必要和可行的，以迫使欧盟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实际问题的轨道为目的。

  从企业层面来看，我国车企当然有多样化的渠道以化解欧盟高关税冲击，包括对欧投资、开拓对第三方投资和贸易，以及持续保持和提升自身技术优势等。不过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国际局势来考虑采取何种方式更为恰当，而不应盲目地加大对外投资或实施贸易转移，盲目行动可能会引发后续不可预料的更大挑战。

  从长期来看，针对欧盟从地理政治学竞争角度来处理对华经贸关系的趋势，我国不宜随之起舞，不宜也运用地理政治学竞争方式加以应对。原因在于：

  第一，地理政治学竞争是权力政治的表现，也是臭名昭著的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处理对欧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

  历史地看，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理念由来已久，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吹捧，成为它们对外扩张的理论工具，尤其成为德意志帝国尤其是纳粹帝国寻求所谓“生存空间”，实施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理论依照。二战后，这一理论被彻底否定和抛弃。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曾臭名昭著的概念和理论竟然又被西方政客甚至学术界重新捡拾，堂而皇之到处宣扬。这要么反映出西方政客的无知，要么暗示西方依然秉持权力政治和炮舰外交理念，试图通过超脱规则的方式对其他几个国家实施胁迫、威慑、武力等野蛮方式达到特定目的。

  我国自然不应将这种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概念作为自身国家政策的理论依照。当今之世依然是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各国须一同面对全球挑战和努力寻求互利共赢的时代，不能再退回到19世纪那种弱肉强食、炮舰外交，实施种族屠杀和灭绝的时代。秉持地理政治学竞争理念，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比如欧洲人宣扬这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等，但逻辑上最终会演变为对外侵略扩张，实施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工具。对此，我国更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谬论。也因此，我国在对欧经贸关系中也不应基于这一理念制定相关政策。

  非地理政治学的竞争意味着非权力政治的、互利共赢的与基于规则的竞争方式。“非权力政治”的方式表示中欧间经贸关系应该不以单边胁迫和通过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威胁、对抗或遏制的方式来获取经贸领域的特定利益。“互利共赢”的方式表示相互经贸关系要实现双赢而不只是单方面获利。“基于规则”的方式表示双边经贸关系应基于双边的或多边公认的规则与规范，超越规则与规范的行为将有惩罚机制处理。

  要让非地理政治学竞争方式发挥作用，就需让欧洲彻底抛弃地理政治学竞争理念，并接受与中国的非地缘政治竞争方式。这是可能的。一是，中国与当今一些具有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观念的大国不同，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称王称霸和使用武力的意愿，假以时日，欧盟会意识到中国主张和平的诚意。二是，中欧经贸互赖关系深刻，双方在经贸领域交往需求不可能断绝，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化解欧盟对华地理政治学竞争乃至持续对抗的冲动。三是，只要中国秉持真正互利共赢的对欧经贸关系，相信欧洲最终也能接受与中国开展正常经贸交流的现实需求。四是，欧盟依然是国际上主张多边主义、愿意维护世贸组织权威的力量，中方也主张通过规则来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因此超越地理政治学对抗，共同推进双边贸易纠纷在规则和多边主义范围进行解决是可能的。

  显然，欧盟对华电动车高关税措施的最终落地，短期内将对我国电动车行业发展产生较大困扰，并有几率会成为中欧今后处理竞争性产品和更多贸易争端的重要参考案例，具有象征意义。然而，它也能成为重塑中欧经贸关系，恢复和改善双边经贸交流，实现双边经贸关系更健康稳定发展的机会。那就是，基于未来日益增多的双边经贸摩擦，一种更为机制化和基于规则的中欧经贸关系的处理模式，以及对各自内部经济和产业发展必要且更优的改革议程可以借此机会提出。

  鉴于此，中欧今后的经贸磋商可重点致力于双边甚至多边竞争规则的谈判和共识的达成，各自也可在内部进行更深刻的产业和经济改革（如补贴政策的调整），以促进有助于互利共赢和公平规则广泛适用的中欧经贸关系乃至全球新的经济体系的重塑。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