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将军这个词,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地会把它跟“战场”、“带兵打仗”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我国也有很多在其他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工作者被授予将军头衔,他们在教育、医学或者国防科研等方面具有卓越贡献,将自己的领域当作“战场”。
1993年7月,聂力凭借自己在国防科研方面的成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晋升为中将,她是我们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位女中将。
可能大家对聂力不是很熟悉,但相信我们大家一定知道大名鼎鼎的开国元帅(zhēn),聂力便是聂帅的女儿,所谓“将门出虎女”,聂力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1899年,在四川江津(现属重庆)的一户人家呱呱坠地,8岁时开始在外祖父创办的私塾中读书,15岁被父母送进了离家十几公里的小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开阔眼界的新式教育。
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据说在他的江津老家中,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能清晰地看到上面刻着两个醒目的字:破睡,这是他用来提醒自己上课不要打瞌睡的。
1917年,18岁的考入江津中学。在这期间,他博览群书,从西方的书籍和进步杂志中汲取营养,他也逐渐地从一个稚嫩的少年转变为满腔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他曾经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
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心怀“实业救国”大志。后来,他在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的介绍下认识了一群热血青年,其中就包括来自四川广安的,他们一道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从法国辗转到比利时的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国少年,并负责比利时支部的工作。1923年,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员。
一年后,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不久又来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这几年的留学经历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将自己的目标定为“实业救国”了,而是转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家。
回国后,他先是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人职务,后来便辞去这份工作,成为广东区委军事部特派员,曾参加过北伐战争。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开展地下工作,由于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由之前很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变为惜字如金、不爱讲话的人。
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同时,他的爱情也在悄然来临。这位聪颖清秀的女子的出现,使的生命中透进一束希望之光,帮他驱走了黑暗和寒冷,让他的生活充满温馨和爱意,这个女子便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女员张瑞华,后来成了的妻子,成了聂力的母亲。
张瑞华出生于河南信阳,先后就读于信阳女子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被调往香港工作。随着两人接触机会的增多,和张瑞华都彼此产生了好感,并走在一起了。
次年4月,两人的党组织的批准下结为夫妻,这一年,29岁,张瑞华19岁,虽说年纪相差整整十岁,但他们婚后生活甜蜜,几乎从来不吵嘴,甚至很少红脸。
1930年,张瑞华诞下了他们的女儿聂力。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为前来商讨工作的周恩来、陈赓(gēng)准备饭菜。晚饭过后,张瑞华隐隐约约感到腹部疼痛,十有八九是要生产了。
但她考虑到工作繁忙,就没有留下他在家陪着,直到半夜回家,才发现妻子要生产了,这才把她送进一家慈善医院,随着“哇”的一声,聂力来到了这个世界。
聂力从出生到长成大姑娘,陪伴她的时间极少。在女儿不到一岁时便离家去往中央苏区工作,张瑞华一边照顾女儿聂力,一边开展地下工作。
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张瑞华母女被捕了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们不卑不亢,没有透露任何机密,最后她们被“查无实据”释放回原居住地,这对母女从虎口中逃过一劫。
1935年,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瑞华不得不调离上海,但此时聂力还很小,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只好让张瑞华把聂力托养在上海乡下的一户人家家中。
然而,聂力在如此贫穷的家中度过她的童年,小小年纪的她要下地干活,还要做各种家务,得知女儿的这段经历后心痛不已。
直至1946年,周恩来派人去接聂力,将她送到了父母的身边,这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元帅在革命时期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殚精竭虑,为中国的军事建设忙碌操劳。
1992年5月1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晚年曾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大福大命之人,并且他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逝世的,人们称之为“福帅”。
1930年9月,聂力在上海出生,当时正处于的年代,张瑞华和都是员,他们必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被发现,否则一家人都会受到牵连。
那年5月,被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当时形势严峻,陈延年、罗亦农、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特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它是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负责保卫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以及除掉特务、叛徒。
为了掩饰身份,化身为报社记者,并化名为李先生。聂力儿时关于父亲的记忆:父亲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出门,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才回来,既要时刻警惕被敌人抓捕,又要处决特务和叛徒,他的处境极为险恶。
“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就这样,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地在上海艰难地生活了将近一年。然而,生于动乱年代革命家庭的孩子,注定是磨难多于欢乐的。
1931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将调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聂力才一岁多,考虑到女儿太小,张瑞华留在上海照顾女儿,同时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是聂力第一次与父亲分离,没想到一别竟是十几年。父亲在家时,小聂力只要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赶忙迎上去,帮父亲拿帽子,并用自己的小手拉着父亲的手走进屋内,场面十分温馨,只是后来聂力在楼梯口再也等不回父亲了。
张瑞华怕远在外面工作的想念女儿,带着聂力到公园,请照相馆的人在公园里给小聂力拍了一张照片,几天后,张瑞华把照片托人转交给苏区的,收到照片后如获至宝,这张照片伴随度过了硝烟弥漫的漫长岁月。
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张瑞华和聂力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质问,张瑞华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机密,敌人把目光转向聂力,企图从年幼的聂力嘴里套出些信息,谁知小聂力聪明懂事,不跟陌生人讲话,无奈之下,敌人把这对母女释放了。
党组织考虑到上海的形势,决定将张瑞华和聂力转移,考虑到聂力年纪太小,路途遥远,加上敌人的封锁,张瑞华只能忍痛将她寄样在上海的一户工人家庭,她苦难的童年开始了。
这家人家庭状况不好,有好几个孩子,生活十分窘迫,为生活所迫,小小年纪的她便很懂事,体恤父母辛苦,她学会了割麦、插秧、挑担子等农活。她不知道能跟谁倾诉自己的苦难和悲痛。
聂力不爱说话,只是默默地在不停干活,后来家中实在穷得揭不开锅,聂力就出去给别人当长工,一个月挣一斗半米,勉强够一家人吃,衣服就更不用说了,没钱上街买衣服,都是用自己织的土布缝的,但她从来就没抱怨过什么。
有一次,聂力患了疟疾,由于没钱看病买药,她只能蜷缩着身体蹲在屋檐下晒太阳,期盼温暖的阳光可以驱除病痛。一到棉花收割的季节,聂力便要跟着大人下地摘棉花,身上经常会被棉秆(gǎn)划破流血,她只能忍着疼痛从地里抓一把泥巴抹在伤口处。
然而这样根本没用,鲜血依旧不停地流下来,没有药,伤口得不到及时的处理,还没等伤口痊愈又要下地干活,时间久了导致伤口化脓溃烂,甚至连骨头都可以看见。
后来,她进入嘉丰纱厂当童工,虽说不用经受风吹日晒,但每天超负荷的劳动也是苦不堪言的。在这里,聂力切身体会到日本人的残暴和旧社会的黑暗,目睹很多跟她一样受压迫的女孩。幸运的是聂力没有向困难低头,相反,这段悲惨的经历塑造了她顽强不屈的性格。
在艰难的日子里,支撑她走下去的是她的父母,她时常幻想一家三口团聚的画面,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会盼来与父母团聚的那天。
一直以来,周恩来和的感情很好,他和妻子在上海时便看过聂力,十分喜爱这个孩子。虽然周恩来自己不存在孩子,但他十分理解夫妇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便着手这件事情,他委托上海的组织寻找聂力的下落,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了聂力。此时,聂力已经是一个16岁的少女了,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袄,手上提着包袱,踏上了与父母团聚的路,一路上她既期待又紧张。
聂力在党组织同志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经过淮阴、北平,最后才到达父母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东山坡。在北平的时候,曾送给聂力一张照片,并对她说:
聂力小心翼翼地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很久,再小心地把照片装进身上衣服的口袋中。
1946年4月,聂力终于抵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身上穿着一件土布棉袄,提着一个包袱的她被带到一间平房门口,被告知她的父母就在这里面,她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激动中带点紧张,她用手缓缓地推开虚掩的门。
这时,张瑞华站了起来,一下便认出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女儿,她激动地抱住眼前的女儿大叫起来:“丽丽,我的丽丽”,随后这对母女便抱头痛哭。
这对久别重逢的母女有诉说不完的话,聂力跟母亲讲述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母亲心疼地掉下了眼泪,张瑞华也向女儿诉说自己对女儿聂力的思念和牵挂。就在这时,屋子的门再次被打开,是刚刚参加完“四八”烈士纪念大会的回来了。
母亲赶忙擦拭脸上的泪水,指着走进来的问女儿:“丽丽,你看谁来了?”
聂力抬头一看,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很面熟,但她又不敢确定,只见她从衣服袋子中掏出送的那张照片,“是爸爸,没错,就是爸爸!”她的内心这样想。
“爸爸,爸爸!”聂力扑向的怀中,眼泪止不住地流着,用手轻轻抚摸女儿的头,他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一想到女儿这些年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就心如刀绞。
回到父母身边时,聂力已经16岁了,父母看着昔日抱在襁褓中的女儿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感到十分高兴,但当他们一问,才得知由于收养聂力的那户人家家境贫寒,温饱尚且难以解决,更不用说有书可读了。
夫妇商量了一番,他们一直认为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决定将聂力送进晋察冀解放区的学校读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没有一点基础的聂力,要跟一群比自己年幼一半的小朋友在一个教室读书。聂力很懂事,她没有因自己的年龄大而气馁。
童年的惨痛经历使她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包括这一宝贵的读书机会。进入学校后,她刻苦学习,并且把之前落下的功课都补上去了,夫妇看见闺女在学习上如此刻苦,十分感动,为了让女儿跟上进度,他们还会给她“开小灶”,找人来专门给她补习语文和数学。
聂力深知父母的良苦用心,她不想让他们失望,聂力对待学习有积极的态度,和勤学好问的品质,这使得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校里成绩优异的学生。
1954年,聂力从高中毕业,她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留苏预备部,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聂力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她为年龄问题发愁起来了。
聂力有过放弃去苏联留学的想法,她曾经委婉地问过父亲:“我都这么大了,还要去苏联读书吗?”得知女儿的困扰之后,便耐心地开导她,跟她说不要太过在意外界的眼光,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年纪大不是问题,学习是为了把自己培养建设成祖国需要的人才,将来为国家作贡献。听完父亲的话,聂力下定决心赴苏联留学。
1955年,聂力进入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五年后,她从苏联学成归国,并立即投身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
虽说聂力是元帅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这个身份而受到过特殊待遇,也没有因父亲的关系一毕业就被安排到一个轻松的岗位。聂力和其他人一样,服从国家的安排,踏踏实实地从最底层做起,她先后当过实习生、技术员、工程组长,一直到主任、局长等职务。
刚回国时,聂力与自己同一批留学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里实习,在这里她主要负责导弹无人驾驶仪的研究设计工作。不管对待学习,还是对待工作,聂力都秉持着报效祖国,造福人民的信念,这使得她在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路上越走越远。
几年后,聂力凭借自己突出的工作表现被任命为七机部一院十三所仪器室的主任,职位越高意味着责任越重,聂力没有因此止步不前。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始着手洲际运载火箭的实验工作,聂力的职务再次发生变动,她被任命为国防科委科学技术部海军局任副局长。
虽说她在领导岗位,但很多工作都是由她直接参与和领导的,例如我国海上测量船远航和潜水艇下发射实验,以及为国外提供发射服务等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时间来到1985年,依照国家的战略部署,聂力调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开始领导军用电子技术领域方面的工作,最终研制出了“银河-Ⅱ”巨型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件,除此之外在她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前文提及过,聂力的父亲将军一直提倡“科技兴国”,他极力鼓励女儿努力学习,以报效祖国,聂力没有辜负父亲的谆(zhūn)谆教诲,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替父亲走完了他为未走过的“科技兴国强国”之路。
聂力的丈夫丁衡高,他和聂力实力相当,同样是一位怀揣着“报效祖国”理想的科研人员。丁衡高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人民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将读书救国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研究所的五年里,他组织并参加设计了很多设备,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很多十分有价值的结论,推动了我国光学精密机械的发展。
后来,丁衡高凭借出色的表现被组织选派到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及光学仪器学院攻读研究生,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院的聂力,他们被彼此的人品和才华打动,由于学业繁重,再加上聂力时刻谨记父亲的叮嘱,那时他们还没坠入爱河。
两人学成回国后,才向对方坦白爱慕之情,两情相悦,自然而然地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62年,聂力和丁衡高在广州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这对新婚夫妇穿着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但有一半的元帅和许多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
“那时候我和衡高能够说是革命队伍里最高规格的婚礼了,只可惜未留下一张结婚纪念照。”
婚后,聂力和丁衡高一心扑在国防科研事业上,丁衡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负责导弹的无人驾驶、陀螺仪、加速度计等研制工作。后来,他主持研制的“静压空气轴承”成功了,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他的多项研究获奖,外国媒体称他为“尖端科技和光学专家”。
丁衡高在国防科技方面具有卓越贡献,被评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先后被授予中将和上将军衔。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创造了世界纪录,夫妻两人均为中将,这是绝无仅有的。
聂力和丁衡高的女儿聂菲也没有拖这个家的后腿,她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毕业之后,她选择了和父母、外公一样的道路,奔赴美国留学,把学业看得很重要。